20世纪初以来，在声势日益浩大的反封建思想文化斗争中，女性问题也开始在现代思想政治斗争的挟裹下慢慢地浮出历史地表。他们在追求个性自由、婚恋自主的斗争中，以个体鲜活的体验，确证了自身作为女性的独立价值。相对于两千年来父权制循环中，女性有生命而无历史的状况，这是一种空前的进步[1]。然而，“五四”时期女性觉醒的曙光，并未预示着女性从此踏上了解放的坦途，事实上，却是开始了一段自身觉醒的痛苦历程。而20年代独身主义风行，正是他们对自身独立价值肯定与坚守的一种无奈反映，包含了他们在自身觉醒过程中的痛苦体验。 一 20年代女性独身现象 事实上女子独身问题并不是始于20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就流行妇女不结婚和结婚后不与丈夫共同生活的社会风气，当地称这些女子为“自梳女”和“不落家”。据调查，这些女子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他们多数在家乡附近的丝厂做工，也有为大户人家做女佣的[2]。 民国初年，女子独身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小范围的隐蔽的组织行为。据报章记载，江苏南京石坝街有富家少女15人于1916年组织不嫁会，并制订规则，要求入会者“不但以终身不嫁为誓，且禁为种种冶艳之姿态。”① 1917年江苏江阴县某女学校，有8名年长之女生，秘密创立了“立志不嫁会”。该会“以立志不嫁，终身自由为目的”，不仅自己不嫁，而且要主动劝导别人也不嫁，该会章程规定：“凡会员均有劝人立志不嫁之义务，且有保守本会不使泄露秘密机关之责任。”会员若违规，将被除名，“既入会，当不参与人之婚姻事，若私与男子往来，经察觉后，立除其名。”② 1928年，《妇女杂志》社对当时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金陵女大”进行调查，该校1919—1927年的毕业生共计105人，结婚成家者仅17人，占总数的16﹪。 五四运动以后，妇女问题成为新文化运动健将的策略性问题，获得空前的重视。伴随着大学开禁和社交公开的有益形势，当时的女子抱独身主义想法的已越来越多。关于独身主义的讨论也广泛的展开，这方面如1922年《妇女杂志》8卷10月号上刊登的关于“独身问题的研究”，像周建人《中国女子的觉醒与独身》、瑟庐《文明与独身》、孔襄我《独身之我见》、幼彤《唱母性尊重论的爱伦凯女士为什么独身》等，为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关于独身主义的舆论空气。 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像庐隐、石评梅等都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独身主义问题，这当然也是其时社会环境的反映。20年代奉行独身主义的女子虽然现在并无确切的数字加以验证，但是从一些传记和文学作品来看，独身主义在当时确是大有市场。杨开慧、邓颖超、向警予、蔡畅、郭隆真等人，都曾抱过独身主义，“以身许国”；女作家吕碧城、庐隐、石评梅，教育家曾宝荪、杨荫榆等，也都曾是著名的例子。 女子独身主义在20年代尤为引人注目，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是何种原因？女子的这种选择，是不是基于自身的一种独立意识？女子独身主义现象与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有何关系？下面我通过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这些问题。 二 20年代女性独身现象分析 五四时期，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婚姻恋爱问题在批判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方面成为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新文学健将们以倡导自由婚恋为旗帜，以反封建为旨归，为女性言说创造了比较合适的社会氛围。而作为行动主体的这些时代的新女性们，在年龄上，也恰处于最敏感、最活跃、最不墨守成规、最无忌勇敢、对社会未来和自身命运思索最多的时期。本体要求与政治文化的暗相契合，成为她们自我确证的巨大动力。因此在自我觉醒和民族新生的掩护下，婚恋自由的提倡和追求，成为受新思潮侵染的青年男女的理想和目标。 在冯沅君的小说集《菤葹》中，作者将青年男女不屈不挠地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心香和情思逼真的表现出来。《隔绝》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遭到了保守长辈的反对。但女主人公依然喊出了这样抗议的呼声：“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毋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隔绝之后》是其续篇，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的自由双双赴死。这些小说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在他的又一篇小说《旅行》中，作者写到一个细节，两个热恋的青年在外出旅行时，在火车上想拉手，而又害怕搭客们注意的复杂心理。鲁迅曾说冯沅君“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青年真实心理表达了出来。事实上，这个细节正反映了五四时期这种大胆地追求恋爱自由的男女（更多的是女性）依然受着传统观念的影响，心理上有着某些牵绊。如果说这种牵绊在健全正常的恋爱基础上会渐渐的消弭，那也原不足怪。然而五四时期的社交公开与婚恋自由，虽然有其实行的必要，但终是立于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土壤当中，因此也就产生一些弊端：比如当时“浮荡少年”的大量存在，社交公开与婚恋自由为他们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追逐女性的空间。他们看准了新式知识女性，与以前的妻子离婚。因此，与闪电结婚并存的是大量离婚现象的存在。在石评梅的小说《弃妇》、《林楠的日记》中，男主人公正是在这种婚恋自由、社交公开中展现了自己灵魂中丑陋的一面。他们在爱情和婚姻过程中极不光彩的表现，不能不让“恋爱神圣”的观念在女性的心理上产生动摇。 在《象牙戒指》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这样说道：老实说吧，这个世纪的年青人，就很少有人懂得爱情的，男的要的是美貌，肉感；女的呢，求的是虚荣，享乐，男女间的交易只是如此罢了。《海滨故人》中露沙的话更加说明女子对这一问题的警醒。现在的社交，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那招牌实在是堂皇的很，等你真和他讨论学问时，他便再进一层，和你讨论人生问题，从人生问题里便渲染上许多愤慨悲抑的感情话，打动了你，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简直是做戏。 时代的新女性在意识到爱情的不确定性之后，当然会丧失感情上的安全感。对于那些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女性，更是对爱情怀着极其审慎的心态，甚至是抵触。《象牙戒指》中，沁珠将纯洁的初恋交给了一个有妇之夫，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这也成为她持独身主义的一个原因。因此，五四时期，男子无行而造成的婚姻爱情上的失败以及女子对婚姻爱情的审慎性思考成为诱发女性独身主义思想的一大因素。 女子独身主义的出现当然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20年代陈鹤琴在《东方杂志》第18卷4、5、6号上发表了一篇《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的调查报告。对学生的婚姻问题进行剖析，这次调查集中于浙江第一、五师范学校，金陵大学、江苏第十中学、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6所学校。寄发了1500份对在校男生婚姻状况的调查问卷，收回631份。 调查发现，已婚的184人中表示对自己的妻子满意的原因中：善治家事：18.18﹪；为人温和：15.15﹪；性情相投：15.15﹪；有知识：13.13﹪；有才能：7.77﹪。对自己的妻子不满意的原因中：缺乏知识：57.71﹪；包办婚姻：7.38﹪；性格不和：7.38﹪；结婚太早：6.04﹪；依赖性强：2.68﹪。而通过对未订婚的266人调查发现：他们认为自己理想的妻子在性情上选择温和的占86.77﹪，选择刚强的占1.17﹪；在学识上，选择中学以上占59.82﹪，普通学识的占34.24﹪。 上面调查说明，有知识的贤妻良母乃是当时男子的最佳配偶，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男子对知识的强调，完全是出于他们对婚后夫妻感情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希望妻子向职业方向发展，为社会作出什么独立的贡献。 而应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走出来的知识女性们，和当时的男子们一样，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一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已经耽误了自己的年龄，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已经是老大的一群，大学的教育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的同时，也使他们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高傲的观念，往往看不起男人。在庐隐、石评梅等这些作家的笔下，与这些知识女性相交接的男性形象几乎都是文弱的、在情场无目的地追逐，在充满哀感的叙事中，这些男人与人生一样虚无。而且，这些新时代的知识女性把恋爱看得极其神圣。在他们的理想中，恋爱是完美的，不可玷污的。而且她们希望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伴侣，这在冯沅君的小说中很明显得表现了出来，冯沅君的小说，男女虽然大胆相爱，但都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小说中的人物事实上更加执着于精神上的追求。庐隐、石评梅的小说也有这种情况，在爱情的探讨与追问过程中，谈人生谈理想始终是她们不可绕开的话题，甚至让人觉得很矫情，这里当然“伤心人独有怀抱”，寄托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但如果将爱情始终玄于如此形而上的层面，在空对空中追求人生终极问题，不食人间烟火，这样的新女性在恋爱观上也不见得如何的健全，甚至是有一点病态了。这些精神上的追求同当时的男性立场存在较大的差距。因而很容易成为特殊的一群，选择独身也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在更深的层次上，当时女性对独身主义的选择反映了她们在自我意识觉醒后，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肯定与坚守，而这种坚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能不算是女性自身一种痛苦的体验。作为觉醒的时代新女性，她们是离家出走的“娜拉”一群，当她们以自由恋爱的借口走出父亲家门的时候，体会到了作为女性的独立的价值。然而出走以后，“不是堕落，便是回来”并不是答案。自由恋爱的结局将为她们打开另一扇门——丈夫家的门。在这扇门里，她们得到的仍将是“善持家政、和好夫婿”，婚姻成了这些叛逆的女儿们的最终归宿。时代给她们显露了霎那的曙光，然后又无情的遮蔽了。然而正是籍由这一丝曙光，她们才得以觉醒，可是客观的环境却又逼迫着她们放弃自身的独立意识，回到旧的制度当中去。选择独身、对女性自我的认同正是他们在这两扇门之间痛苦体验的生动写照。 因此，在20年代，这些新女性的徘徊和独身在心理上或者行动上都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女教员们，一周担任二三十小时功课，回家还要带小孩子，烧饭，洗衣，晚上还要改卷子，预备功课，一有闲暇还想打毛线衣，做小孩鞋袜，即使雇有女仆，有许多事情还是要亲自做的，这生活该有多苦！但这是平时的现象，如果又怀了孕，便不得不为生育着急了，差不多的时候，便得暂停职业，一个孩子出了世，精神衰颓了一大半，对于职业，就要发生厌倦了。所以那结过婚的女子，从事职业总是站不长久的。因为这样，便发生两种现象：（1）从事职业的未婚女子认结婚是一件可怕的事，为衣食的缘故，不得不牺牲那可爱的青春。晚之又晚，到头来往往失去了结婚的机会，感受晚婚——甚至不婚的痛苦的女子，现在中国知识阶级里多极了[3]。 近代，女性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五四时期，随着启蒙主义的宣扬，女性的社会使命感也日益觉醒，在这种朦胧的意识之间，女子通过社会性的活动，获得自我个性的认同。然而实际的社会大环境确是“贤妻良母主义”的提倡。因此，走上独身主义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邓颖超曾经回忆说：“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路上遇到结婚的花轿，觉得这个妇女完了，当时就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在小说《丽石的日记》中写到： 结婚以前的岁月，是希望的，也是极有生趣的，好像买彩票，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样，而结婚后的岁月，是中彩以后，打算分配这财产用途的时候，只感到劳碌，烦躁，但当阿玉—她的女儿—没出世之前，还不觉得，……现在才真觉得彩票中后的无趣了。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韧的线，把他捆住了，虽是厌倦，也无法解脱。 ……我独自回忆着她的话，记得《甲必单之女》书里，有某军官与彼得的谈话说：“一娶妻什么事都完了”，更感烦闷。在这种对婚后生活的思考中，女性们看到的是生活的无聊和勉强，看到的是在庸常的生活当中，作为自我存在的“她”的消亡与湮没。因此，独身也就成了他们一种短暂的挣扎与反抗。 三 独身：一个问题的双重指向 20年代的女性独身现象，与近现代政治思想文化纠结在一起，注定将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复杂性在于，它不单单是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有关女性自身命运的呈现，而且还暗含着性别问题上的终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20年代女性独身现象，有着远近、深浅的双重指向。 从近的一方面说，也既是立足于20年代女性的生存环境，独身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条在两种男性权力话语（父权与夫权）的夹缝中挣扎求生的道路。然而，这种夹缝中轮转的空间是狭小的，她们不得不有所选择，或者说，不得不走向自己作为女性的归宿。因此，在独身现象风起云涌之后，伴随着的也有一个关于独身的崩溃与弃守。 李毅韬在1923年3月20日《新民意报》副刊《星光》上发表了《我的婚姻观念的变迁》一文，文中他把自己的婚姻观念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独身观念的酝酿时代（13-17岁）、独身观念的确定时代（17-23岁）、独身观念的动摇时代（23-24岁）、婚姻恋爱时代（25岁）。作者说自己独身观念的滋生是因为家里无子，并且目睹了社会上儿媳妇的不易做，因此有了独身的想法。在进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以后，作者就坚定了独身的信念，他列举了一下原因：自己有了生活的技能、已经享得五年的自由生活，现在更吃不得做媳妇的苦，自己家庭贫穷，父母把自己当成儿子看待，不惜破产供自己读书，自己应该负起家庭的责任、自己的性情适宜社会生活而不适宜家庭生活、不满意社会上的婚姻制度、看到当时太多的青年无品行、大多是没有规矩的小流氓。之后，由于社会运动的兴起，发现婚姻制度大可以改革，而且男青年也并不是都无品行，因此存着一份“独身的精神不可无，独身的事不必有的 态度”，既反对饥不择食的恋爱结婚，也不赞成有人不结婚的主张。后来作者在生活中遇到有共同兴趣于追求的人，于是彻底抛弃了独身的想法进入恋爱结婚的生活中去。 上述的事例中，作者选择独身首先是由于重男轻女思想、家庭香烟制度观念的影响，其后作为一个新女性，在社会大环境的迫压下选择了独身，这与五四时代的那一班青年是完全一样的。在这条独身、动摇、恋爱结婚的道路上，充满了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思考。而上面的例子也说明了女子放弃独身仍是有着“独身精神不可无”的坚守，从性别层面上对自身有着清醒的意识。然而我想说明的是这并不是独身问题的完结，事实上它正呈现着问题的另一面：关于独身的终极思考。 20年代女子独身现象的诸多思考中，不少疑惑都指向爱情和婚姻问题。排除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里面还包含着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终极思考。爱情是人类美好的情感，在“五四”时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感知青年男女在爱情面前的痴醉，那些关于爱的描写总要与美好的清晨、温馨的晚霞同在，与花草雨露交融。在爱情的策动下，她们敢于对顽固的家长说“不”。然而，当爱情的梦渐渐醒来也带来了他们对爱情的思考。爱情是最容易掩盖双方的缺点的，伴随着感情成熟之后，爱的激情也开始消退，被掩盖了的隔膜是不是也在生长着新的危机呢？等到爱情转化为生活，男女双方在琐碎的生活中是否还会一如往昔，在现实生活中，爱情在很多时候都会在这一阶段逐渐脆弱下来。这些经历和感受不仅活在上世纪20年的女性心中，也将活在现在、未来人类关于两性情感的思考话题中。 爱情的直接走向是婚姻，在“五四”时期，婚姻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一般来说对于男女双方，婚姻是一种规约，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自我约束，是对相应责任的一种承担。当男女双方缔结婚姻事实上是对一部分权力与自由的出让。而20年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更是有着关于新旧两方面的疑虑。爱情为他们带来了婚姻，可婚姻埋葬了他们的爱情。即使在绢生和子君的婚恋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围城》中的感慨：“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婚姻就像围城，进去了的想出来，出来了的又想进去。”在这里，女性在思考自身婚姻问题的同时，不仅触及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情景，事实上，也对婚姻迷局这一人类复杂难辨的问题作了艰难的思考。 注 释： ①《南京之不嫁会》,上海《时报》1916年12月13日。 ②《异哉立志不嫁会》,上海《时报》1917年2月25日。

文章来源：恋爱婚姻家庭.青春 网址: http://lahyjtqc.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1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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