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场姻缘与恋爱婚姻 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期，日本经历了“一亿总中流社会”化，大批人口从地方流入城市。传统形式的“相亲结婚”减少了，职场结婚增加了。单身适龄男女长时间在一个环境下工作，很容易进入“恋爱关系”。并且当时的经济处于高度增长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未来有着充分的保障，同一职场中的恋人们便纷纷顺理成章地步入了婚姻殿堂。1970年代，“职场结婚”可谓盛极一时，造就了“全民结婚”的盛况。然而，1980年代随着企业文化的变迁，职场结婚也出现了减少的倾向。由一般女性雇员所承担的辅助业务被外部化，各部门工作都更加专业化、个别化，这使得同一企业内的单身男女间的交流变得困难。此外，终身雇佣制渐渐瓦解，员工的企业归属感减弱，同事之间的交往变得部分化、甚至场面化。日本社会渐渐出现了“晚婚化”的现象。 二、恋爱与相亲 近年来，在追寻“晚婚化”原因的过程中，有学者不禁对“恋爱婚姻”提出了质疑。著名社会学者上野千鹤子在《非婚ですが、それが何か！？》（2015）一书中指出，从数据来看，1960年代中期开始年轻人的择偶行动由相亲变成了恋爱。然而细究数据则会发现，恋爱结婚的人群与相亲结婚的人群相比，居住地、社会阶层、父母职业等更接近，同类婚的倾向更强。从结果上来看，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与同自己程度接近的人恋爱。再者，当时的社会情况促成了那一整代人的“阶层上升”，在这种大变动中，女性选择了对男性的将来进行投资。与其选择低学历的地方产业家的儿子，不如选择没有资产的受雇于企业的高学历男性。高度成长期时，收入比资产更有价值，时代满足了这一代人对于收入的期望。实际上，年轻人高度内化了传统的择偶标准，在“恋爱”的名义下，进行了与父母高度相似的“合理选择”。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尔·布尔迪厄的“习性”论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三、生存、依存、保存 著名社会学者小仓千加子在《結婚の条件》（2003）一书中，以犀利的笔调对日本女性择偶标准进行了划分。小仓千加子指出，对于高中毕业的女性而言，婚姻仍然意味着生活的保障。她们的劳动条件恶劣，没有相应的资格证书也没有一技之长，仅靠一张高中毕业证书维持工作，经常换工作。她们的理想情况就是自己经营一份小本生意，并希望与配偶共同出资并经营。短期大学毕业的女性则大多享受着优雅的单身贵族生活。有过几年的企业工作经历，后辞职（原因大多为同期的人都已离职），并用攒下来的钱短期留学。回国后与父母同住，一边做着自由职业者，一边学习各种技能，同时寻觅结婚对象。择偶标准方面，由于自己工作时的年薪为300万日元，所以对方薪水不得低于三百万的二倍，至少要七八百万日元方可使自己作为全职太太顺利维持家计。并且这些有着先进思想的女性普遍期望男性能够分担家务，这就意味着择偶标准为“高收入”外加“承担家务”。同时她们希望育儿工作告一段落后，能够回归到社会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最后，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女性大多有着稳定的工作，表示对对方的经济能力没有要求，希望对方能够尊重自己一直工作的选择，并分担一部分家务。小仓千加子将这三种情况分别定位为“生存”、“依存”、“保存”。女性们的择偶条件并不相同，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雇佣条件恶化，无论是哪一条件下，都找不到合适的男性。 四、结语 上述对于择偶条件的分析，贯穿着一种“合理主义”的意味。然而，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梅棹忠夫（1991）指出，“合理主义在工业时代前期非常有效，是一种高效率的思维方式。可是，到了现在，生出了很多行不通的地方……合理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存在着原理上的缺陷。”“在各种各样的人的集团中，家庭是最不具备合理性的”，“反倒是其中的不合理性弥足珍贵。……不能把这种东西（由合理性带来的人际关系疏远）带到家庭中来”。这段话似乎带领我们走出了合理性的迷宫，使我们明白了生活的道理，然而重新面对择偶问题的时候，人们还是摆脱不了各种合理性条件对思维的控制。上述的择偶标准根植于现行的婚姻制度，人们潜意识里的最终目标是结婚。然而“全民结婚”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时的现象，并不是常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婚姻制度的“脱中心化”，探索更多男女关系形态的可能性。 指导老师：刘笑非

文章来源：恋爱婚姻家庭.青春 网址: http://lahyjtqc.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15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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